王开东：于欢案，当忘却的救主已经降临

前几天，全民瞩目的于欢案二审开庭。围绕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，二审形成了控辩双方的聚焦讨论，并宣布择日再判。

紧接着最高检放出舆论，认为：

1.从防卫意图看，于欢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人及其母亲合法的权益而实施的。为了保护合法的权益，这是正当防卫的目的性条件。

2.从防卫起因看，本案存在持续性、复合性、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。针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防卫，这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。

3.从防卫时间看，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。

4.从防卫对象看，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。

5.从防卫结果看，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造成重大损害。

由此断定，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、情节不全面，对于案件起因、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，一审认定有遗漏。

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，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，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。

但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，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，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。

应该说，这次有关部门对于欢案的应对是得当的，处置是合适的，相信二审判决也一定是公正的。但让人略感失望的是，于欢二审几乎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关注。包括我自己，看到于欢二审的案件，也只是大致浏览一下结果。内心波澜不惊，甚至提不起多大兴趣。我很奇怪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

当初我们这些吃瓜群众，哪一个不是群情激愤？哪一个不是滔滔不绝？哪一个不是信誓旦旦？哪一个不是怒发冲冠？大家都为于欢喊冤叫屈，现在好结果快要出来，大家却突然不感兴趣了，这岂非咄咄怪事？

就我自己来说，我也有一次切身的感受。

当年汶川大地震，看到那一幕幕惨象，我伤心不已。我们外国语一所学校的捐款就有40多万。本人也是班级捐、组里捐、学校捐、特殊党费捐，先后四次捐款；但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。

后来好像是第二年青海玉树大地震，我突然就失去了关注的热情，对这件事几乎漠不关心。我很奇怪自己的这种心理。是不是我们被过度消费之后，就突然产生了厌倦感？或者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之后，类似的小事件就具备了免疫力？

青海大地震尽管不像汶川那样遭受重大伤亡，但也是大地震。更重要的是，地震不分大小，处于地震之中的灾民来说，他们都是一样的遭遇。奈何却受到了不一样的对待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借用心理学来解释，这就是心理学上赫赫有名的超限效应。

关于超限效应，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。

马克·吐温有次听牧师演讲，最初感觉牧师讲得好，打算捐一大笔款；10分钟后，牧师还没讲完，他不耐烦了，决定只捐些零钱；又过了10分钟，牧师还没有讲完，他决定不捐了。在牧师终于结束演讲开始募捐时，气愤的马克吐温不仅分文未捐，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。

马克·吐温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？这就是超限效应的作用。

我们把刺激过多、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，从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，称之为超限效应。

还是回到于欢案子上来，对于辱母杀人案，网络上的讨论铺天盖地，浩浩荡荡，所向披靡。当时任何文章，如果讨论的不是于欢，铁定就是无人问津。于欢短时间内垄断了所有人感官直至神经末梢。

当时我也有两篇写于欢的文字《生有于欢，死有海子》《拯救大兵于欢》。

无庸置疑，于欢案刺激过多、过强，而且持续时间太长。或多或少引发了人的疲劳和逆反心理。

所以就在我们同心同德、同仇敌忾、同舟共济的努力之后，于欢案终于出现了大逆转的时候，我们却突然失去了关注的热情，这就是超限效应在作祟。

其实在超限效应之外，国人还有一种很要命的特点，就是健忘。

鲁迅先生对这一条尤为痛恨。在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中先生嘲讽：“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，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，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”

在鲁迅看来，国人老调子总也弹不完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，因为健忘，因为瞒和骗，所以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。

但国人是否真忘却了呢？那也未必。很多人大智若愚。其聪明就在于装傻。所以国人的健忘，有时是一种惰性，有时是一种需求，有时则是一种策略。记忆会选择性的遗失，也会选择性的保留。全看对自己有否有用。

平心而论，个人记忆有时是个人的良知，社会记忆则是一个民族的良知。一个没有记忆的个人，是悲摧；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，则是可怜。无论那个过去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是光荣还是屈辱。记住我们的过去，我们才能从沧桑中走来，才不会忘记自己姓甚名谁，以及属于自己的使命。

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忘却于欢，记住这个人在中国法制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。他一个人支撑起全民讨论的热情，并在事实上完成了一次普法教育。

最高检的前几项我都认同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认定于欢符合正当防卫，但又根据正当防卫的结果断定于欢防卫过当。

于欢究竟是否防卫过当，可能还值得商榷。

5.从防卫结果看，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造成重大损害。

从结果来看，于欢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害，似乎超过了必要限度。但“明显”不明显呢，好像还不够“明显”。

法律规定，要正确理解“明显”二字含义，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：

第一，防卫行为大大超过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范畴。

第二，防卫强度大大超出了性质一般的不法侵害的强度。

就于欢来说，其防卫行为和防卫强度尚没有大大超过不法侵害的范畴和强度。因为于欢和其母处境险恶，警察出警都未能获得安全。在这样不法侵害之下，于欢愤起防卫，寡不敌众，基本上是以卵击石，而且防卫一旦不能吓退不法侵害，一定会招致更严重的报复，所以于欢一旦走出防卫的这一步，就很难停下来。尽管讨债者主观上只是讨债未必要害人，但处在紧张和逆境之中的于欢怎么会知情？这就是于欢造成重大损害的原因。只要换位思考，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无论如何，根据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对于防卫过当的，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

可以预期，一审被判无期的于欢，二审刑期必将大量缩短，甚至免除处罚。

我们不是法律工作者，我们只是从公道良心出发，其判断就基本上八九不离十。但为何真正的法律工作者却屡屡出错呢？

此次最高检认为：一审认定事实不全面，认定侵害有遗漏，适用法律有错误。这绝对是啪啪啪打脸，有人脸上一定火烧火燎。最重要的是，最高检还以人民的名义，以法律的名义，给人民诚实的答复。绝对值得点赞，这让我想起了季昌明检察官。

但我们还有一个疑惑，如果于欢案不是有那么多偶然因素，引发全民关注和热议，那么这个23岁的小伙子不就是一辈子把牢底坐穿吗？

只为苍生说人话，不为君王唱赞歌

但书人间善与恶，哪管湮没与流传

情怀｜热血｜能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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